上海的天，开始变热了。
过去，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年代，家家户户把凉床搬到室外，芭蕉扇摇出的风里混着茉莉花香。父亲邓志云坐在凉床边，一只手轻轻扇风，另一只手指着天上的星星讲故事。
“这颗是牛郎星、那颗是织女星，他们隔着银河，每年七夕才能见面。”
再往远处看，星星一闪一闪的。
父亲的声音忽然沉了下去：“那些一闪一闪的，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。”
“我好想他们。以后有机会，我要带你们到长征路上去看他们。”有些东西种下了，就再也拔不掉了。很多年后邓玉平才明白，那一晚父亲摇着扇子种进她心里的，不是故事，是一颗要在长征路上走一辈子的种子。
今年开春，这颗种子在贵州石阡的山间发了新芽——邓玉平到困牛山红军学校，再赴石阡甘溪红军小学，给娃娃们上开学第一课，讲长征路上的“红小鬼”……
这条路，邓玉平还没有走完，即将年满70的她，不久后又将向“过草地”发起挑战。
邓玉平介绍寻访老红军收获的资料 新民晚报 郜阳 摄
一
退休前，邓玉平是一名历史教师。学生们坐在台下听她讲长征，觉得那不过是书本上的几页纸。那几页纸她太熟悉了——从她第一次走上讲台，到后来一遍又一遍地教，教材上关于长征的内容，一直是那薄薄的数页。
可她觉得，远远不够。
她见过比教科书厚重得多、滚烫得多的东西。那是一颗一颗的星星，长在父亲芭蕉扇的晚风里，长在她整个生命里。
她在南京长大。那是一座同样刻满战争记忆的城市，街巷里住满了老兵。父亲工作的厂里，厂长是老红军，看着他们姐弟长大，给他们讲故事。后来，厂长过世了，他的夫人阮阿姨一直照顾着邓玉平一家。有一回，邓玉平的孩子口舌生疮，阮阿姨二话没说，跑到大学校园里的山上去采菊花脑，浑身稀泥地敲开门，手里拎着一袋菊花脑和一兜鸡蛋。
邓玉平常常想起这个画面。她觉得，自己这一生是在老红军们环绕下长大的。他们对身边每一个人都像亲人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都一样。
厂里流传着关于父亲的无数细节——下棋没有人能赢他，乒乓球打得好，钓鱼技术超高。她也记得，家里吃鱼永远只有一条。父亲钓四条鱼，就叫她楼上楼下送三家，自己家留一条。走在街头，一看到有人推板车，父亲就冲上去帮忙。一手牵孩子，另一只手搭在板车后面使劲推。板车轱辘吱呀吱呀地响，父亲弓着背，嘴里喊着“一二三”。邓玉平的小手被攥得生疼，可她从没叫过……
父亲12岁在四川江油老家参加红四方面军，那是1935年。嘉陵江的水流湍急，一个12岁的孩子，个头没有枪高，跟着队伍向西挺进。因为出了一个红军，家里很多人都受了牵连。邓玉平后来才知道，在当年的苏区，这并非个例——千千万万的家庭，就这样被历史的车轮碾过，连名字都没留下。
父亲很少说这些。他脸上永远挂着微笑，最高兴的时候，是从外面做完长征讲座回来——邓玉平能感受到，因为家里会烧肉吃。父亲攒了一摞红领巾、好几本笔记本，都是去学校给孩子们讲长征时拿到的纪念品。
1991年，邓志云去世了。邓玉平觉得，父亲走得不突然，可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。
邓玉平向记者介绍寻访红军的经历
二
她学历史、教历史，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。可她心里明白，如果自己不走一遍父亲走过的路，她永远是课本里那两页纸的“搬运工”。
2004年，她决定一个人走。出发前三个月，她每天坚持步行一个多小时上下班，锻炼体能。她知道自己的身体不算好，可她不知道前方等着她的，是比这些病痛更危险的未知。
那年夏天，她从上海出发，沿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，第一次重走长征路。
第一站，是父亲的老家四川江油——李白故里，涪江边的青莲镇。她在父亲长大的地方站了很久，想象那个12岁的男孩怎样从这片土地上离开。然后她一路西进，最后到达延安。原本已经完成了预设的路线，可在西安火车站排队买票时，邓玉平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要不要再去通南巴？
川陕根据地的将帅碑林、通江红军烈士陵园，一位党史研究室的老师提过一嘴，她一直惦记着。
她打电话给姐姐。姐姐没有正面回答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当你的大脑和内心发生矛盾的时候，请选择你心里所想的。”
挂了电话，她买了一张到广元的票。
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，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，长眠着25084位红军英烈。她一个人走进去，周围安安静静，她坐在墓碑中间，没有一丝害怕。那些名字刻在石头上，风吹日晒，有些已经模糊。她想象他们活着的样子——年轻的、笑着的、也许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。
新华社照片，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
离开陵园时天快黑了，镇上的旅馆只剩地下室。她摸黑出去吃饭，忽然停电。她本能地感到不安，决定连夜赶回县城。一辆摩的小伙子愿意送她，80块——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了。小伙子说大路远，走小路近很多，但颠簸。她说不怕。
摩托车钻进大山里，天彻底黑了。到了一个U字形的弯道，远处忽然出现三个彪形大汉。小伙子的声音发抖：“前面有路霸。”他犹豫要不要退回去。
邓玉平40多岁，个子小小，背着大包。她看了看那个和她儿子差不多大的小伙子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冲过去！”
摩托车从三个路霸身边呼啸而过，“我那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不能停下来，停下来就完了。”后来，邓玉平把这件事归结为运气和红军的英灵保佑。
三
2012年7月，邓玉平第三次穿越松潘草地——红军右路军走过的那片死亡沼泽。
版画：红军长征穿越松潘大草地 新华社发
松潘草地，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，纵横几百公里，海拔在3000至4000米以上。她的高血压头天夜里就发作了。她知道这是高反，可吃了药也没用。第二天天蒙蒙亮，队伍开进草地，她被远远甩在最后。
七月的草地，远看是漫天花海，近看处处陷阱。她的脚刚踩下去，泥浆就没过了膝盖。队友们七手八脚把她拽出来，可一松手，她又陷进去了。这种时候，人不能停下，停下来就会瘫倒，可她也走不动了。
“你们先走，我在后面慢慢跟。”她说了好几遍，没人听她的，“不丢下一个战友”，亦是先辈的坚守。
更糟糕的是，指南针和指北针在这里全部失灵。走了两个多小时，他们发现自己回到了原点。草地上到处都是河，宽到无法跨越。邓玉平以前读红军回忆录，总是不理解“过河淹死了人”是什么意思——草地怎么会有河？现在她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，浑身发抖，终于懂了。
一天之内，四季轮转。早晨阳光灿烂，到了中午忽然下起冰雹，砸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疼。冰雹过后是小雨，雾气弥漫，能见度不到十米。邓玉平全身湿透，体温在流失，意识也开始模糊。她带的雨衣为了轻装没拿，是另一个队友把雨衣脱下来给她。
就在这时候，雾的深处出现了几匹马。是云朵变成了马的形状，朝他们飘过来。邓玉平以为是幻觉，可身边的藏族人已经迎了上去。真的是马！不知道他们用藏语说了什么，马停下来，藏族同胞把她抬上了马背。
马驮着她往山上走。她抱着马脖子，整个人像一片树叶贴在马背上。她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上的马、怎么下的马，只记得马背很温暖，像小时候父亲抱着她。
队友们翻过山时，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。邓玉平坐在山顶的碎石上，浑身泥泞，嘴唇发紫，可她还活着。
晚上7时半，天彻底黑了。远处忽然出现了一条公路，像一条发光的飘带横在夜幕中。队友们看见灯光，歇斯底里地喊起来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
邓玉平被拖上了公路。所有人都在喊，有人哭了。她坐在地上，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重生。
版画：穿越松潘草地 新华社发
那一年，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六周年。她走过的那片草地，当年右路军的将士们走了整整七天。而她只走了一天，就几乎把命丢在了那里。
四
走出草地，邓玉平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找地方吃饭，而是打开背包。
那个暗青色双肩包跟了她十几年，被汗水、雨水、泪水反复浸透。她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面叠得方方正正的红旗。展开来，旗面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——有的工整，有的歪斜，有的笔画颤抖得像风中的树枝。
这是她的宝贝。
从2004年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开始，这面旗就躺在她的行囊里。每见到一位老红军，她都会把旗展开，请对方在旗上留下名字。二十多年过去，旗上已经有了三百多位老红军的签名。最年长的108岁，“年轻”的89岁。有的签在旗角，有的签在旗心——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活着的历史。
邓玉平最“宝贝”的红旗
2006年秋天，邓玉平在南京找到一位叫胡大祥的老红军。老人躺在重症监护室里，身上插满了管子。邓玉平隔着病床轻轻喊了声“红军爸爸”，老人慢慢睁开眼睛，看了她一眼，嘴唇动了动。她拿出红旗，弯下腰，把笔递到老人手里。胡大祥的手在抖，一笔一划，颤颤巍巍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那天夜里，胡大祥走了。
他的女儿后来给邓玉平发来邮件：“这是我父亲的绝笔。谢谢你，做了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。”
邓玉平哭了很久。她后来常常想，也许老人一直在等——等一个能把名字留在红旗上的人，等一个能把他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的人。
红旗上的名字，有时还会“说话”。有一年，邓玉平带着旗子去拜访一位老红军。他接过旗，忽然指着其中一个名字叫起来：“我们一个连的！”
两个七十多年没见的老战友，在红旗上“重逢”了！
类似的场景发生过很多次。老红军们看到熟悉的名字，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。他们絮絮叨叨地讲起当年的往事——谁在雪山脚下分过一碗青稞，谁在草地上拉过谁一把……邓玉平在旁边听着，一笔一笔记下来。她知道，这些故事如果不记，就真的会被风刮走了。
2016年，邓玉平跟着新民晚报“重走长征路”寻访团，途径泸定桥
邓玉平说，从2004年到今天，旗上的名字是多了，但能够在旗上签名的人却越来越少了。这面旗，渐渐成为一部活着的名册。名册上的人，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。可他们的名字留在旗帜上，像当年长征路上的脚印，踩在雪地里，天变暖了也不会化。
五
邓玉平心里清楚，能在旗上留下名字的，是极少数。更多的人，早已长眠在长征路上的某座山、某片草地、某条无名的小河边。
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走到他们面前，坐下来，陪一陪。
2009年夏天，邓玉平重走西路军路线，来到甘肃永昌的革命烈士陵园。陵园正中一座纪念碑，碑后是一个巨大的合葬墓——里面长眠着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战士。邓玉平走到墓前，站了一会儿，把手掌贴在冰冷的墓壁上。
掌心忽然剧烈地跳动起来。
她的手在抖，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共振。也就在那一刻，晴朗的天空忽然暗了——一片云不知从哪儿飘来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。邓玉平没有躲，她站在雨里，仰起头，雨水混着泪水往下淌。
陵园管理员从屋里跑出来，又惊又奇：“我们河西走廊，一两个月不下雨是常事。你们一来，怎么说下就下了？”
邓玉平没有解释。她只是觉得，耳边有风，风里有声音，仿佛在问：你们当年为什么这样走？离开了父母和家乡，你们到底为了什么？
这样的“巧合”，不止一次。
新华社照片，位于铜仁市石阡县的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（无人机照片）。1934年，百余名红军战士在此遭遇重围，跳崖牺牲。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
今年春天，邓玉平带着长征课题组来到贵州石阡的困牛山。那是一场惨烈战斗的发生地——一百多名红军战士被逼到悬崖边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，为了不连累百姓，宁死不降，集体跳崖。邓玉平站在崖边，山风从谷底往上涌，吹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她点上一炷清香，刚弯下腰，身后忽然响起一片鸟鸣。
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
鸟儿们像是约好了一样，从树丛里飞出来，落在不远处的枝头上，朝着人群不停地叫。有人悄悄录了音，回放给邓玉平听。她在手机里反复听了几遍，眼眶红了。
“就像在跟我们说话。”她说。
邓玉平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些。她不是迷信的人，可她相信，人和天地之间，有一种超越了科学的感应。那些年轻的、本该有无限未来的生命，在一瞬间戛然而止。他们化作了风，化作了雨，化作了山间的鸟鸣……
他们没有走远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过的山河里。
六
邓玉平早就退休了。可她站过的讲台，比退休前更多。
她为各地各界作长征主题讲座400余场，她写的《长征路上血脉情》一文，还被编入《大学语文》教材，成为一届又一届大学生的必读篇目。
她带着学生一起给老红军写信。一百多封信寄出去，大多都收到了回信。有一位老红军叫田震，回信写了14页，九十多岁的人了，自己坐公交车到邮局去寄。
邓玉平收到的回信 新民晚报 郜阳 摄
她带着学生们，连续七年元旦去拜访老红军。孩子们用稚嫩的手去摸老红军身上的弹坑，回来写心得体会，说“这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爷爷们用命拼出来的”。
两年前的一个盛夏，邓玉平上午才给解放军作了讲座，回到家水都没喝一口，电话就响了——暑托班在等她。四十分钟的课，讲了三个多小时。孩子们不让她走。
讲到一根“红军杨”的时候，一个二年级的小男孩突然举手。话筒递过去，小男孩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安静下来的话：“老师，那不是树枝，那是苍天为我们人类雕刻的图章，一枚特殊图章。”
邓玉平哭了。她拥抱了那个小男孩。
2026年，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。
她又去给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。她站在讲台上，戴着红军帽，拿着那面签满名字的红旗。她讲了一个叫钟明的老红军的故事：三发子弹打一仗，打一枪，往前冲，接近敌人时再打一枪，然后就是肉搏；讲了一个叫王泉媛的女红军故事，她曾不幸被俘，身陷囹圄，但一辈子坚定跟党走……
课后，有一个孩子跑过来拉着她的手：“邓老师，你下次还来吗？”
她说：“来。只要我还走得动。”
事实上，从2004年到现在，邓玉平已经走了十五次长征路，有统计的行程超过十万两千公里。她拜访过三百多位老红军，留下了无数录像、照片、日记和那面签满名字的红旗。不少老人握住邓玉平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你要把长征的故事一直讲下去，讲给所有人听。”
邓玉平用力点了点头。
她会讲到什么时候呢？
她不知道。但，只要有人还愿意讲，还有人愿意听，长征就永远不会结束。
就像父亲告诉她的——天上的星星，是一闪一闪的。
它们一直在那里。
【记者手记】
上海不在长征的路线上。长征经过的万水千山，从瑞金到延安，绕过了这座东海之滨的城市。
可是上海与长征之间，有一条隐秘而坚韧的线——
宋庆龄在上海，帮助了埃德加·斯诺去陕北采访。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让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红军的长征。这本不朽的名著，1938年在上海被译成中文版，从此长征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。
鲁迅曾在此盛赞长征；方志敏烈士的狱中手稿也被秘密送到上海……长征虽然不曾经过上海，但上海的儿女们用自己的方式，参与了那场伟大的远征。
而在今天的上海，邓玉平所在的红军后代联谊会上海分会，登记在册的会员有二百八十多人。他们父亲母亲的名字，刻在东方绿舟红军足印纪念园的墙上。
邓玉平每次路过遵义路、延安路、娄山关路等路牌，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。她说，市区里没有长征路，可上海到处都是长征的影子。
图说：邓玉平曾与新民晚报记者共同寻访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墓
我第一次见到邓老师，是在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那年。新民晚报社联合团市委策划“重走长征路，青春心向党”活动，邓老师是特邀的领路人。那时她已经走了十一次长征路，背包里还带着那面签满名字的红旗。她走在队伍里，步子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我们从于都出发，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路线走了十来天。
我还听同事曹刚说起另一个故事。很多年前，曹刚和邓老师一起去寻访一座海拔最高的红军墓。那座墓在四千多米的雪山上，氧气稀薄，邓老师的高反很严重，吸光了随身带的几个氧气瓶，嘴唇发紫，走路都在晃。大家都劝她留在山下，她不肯，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闭嘴的话：“我爬也要爬上去。不上去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”
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。我再次采访邓老师，她还是那样，说话有点急，讲到动情处会卡壳，会重复，会突然停下来喝口水，再接着讲。讲到父亲，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，讲到过草地，她的眼眶红了又红，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邓玉平的收藏品上，盖满了长征路上各地的印章 新民晚报 郜阳 摄
我想起开头写到的那句话，“那些一闪一闪的，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。”
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。从一个父亲的女儿，变成了三百多个老红军的女儿；从一个历史教师，变成了长征路上最执着的拾薪人。
上海市区没有长征路。可上海有一位邓玉平，替所有走不动的人，把那条路走了十五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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